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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但依旧伟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精神宫殿

在文学的世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一颗闪耀的明星。他用文字编织起来的思想，光照福克纳、茨威格、纪德、加缪、卡夫卡等后来升起的文学众星，甚至在哲学上对尼采，心理学上对弗洛依德也影响颇深。这位作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源于他对社会和人心的深刻洞见。他以遒劲笔力构筑了一座宏大思想宫殿，一笔一划都是对时代和社会关切的回应，一字一句都是对后继之辈添砖加瓦的支撑。

然而，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容易，他笔下的故事，仿佛一个个语言堆砌出的文字囚笼，把读者关进那些社会最逼仄、最污秽、最困苦的角落，去体会一个个矛盾、无助、疯狂、绝望的心灵，去经历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双重历练。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难上加难，由于他总是用最荒诞的故事来揭露最深刻的现实，在缺失对作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了解的情况下，阅读其作品常常只能看到故事表面浮起的微微波澜而错过深处暗涌的波涛。

历经五个月，在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作品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部分文献后，我想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浅谈一下我眼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1、时代的思考者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欧洲各国纷纷涌入工业革命巨变的浪潮时，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依然沉睡在贵族奴隶社会的蓬庐中。一边是上流社会的特权阶层占据社会高位，挥霍着腐化堕落，豪华奢靡的生活；一边是底层民众蜷缩在黑暗的地下室里，过着缺衣少食、朝不保夕的日子，古老的俄罗斯帝国飘摇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国际地位逐渐落后的困境中。

旧势力将变革行动阻挡在了俄罗斯的大门外，却阻挡不了变革思想漫入了俄罗斯有识之士的大脑中。当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氤氲在俄罗斯上空，与俄罗斯空气相融时，这片大地上涌现出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思想家，他们在引导俄罗斯帝国重新崛起的同时，也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推向了高塔，点亮了影响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文明走向的思想之光，陀思妥耶夫斯基亦赫然位列其中。

而与上述人物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位并非出身于贵族地主阶级的伟大作家。因为这一点，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疲于应对经济压力，无法对文本精雕细琢而抱有遗憾；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较于其他作家，蕴含着更为契合俄罗斯传统及人民大众的思想主张和更为深刻的现实性。

综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主题，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被欺凌与被侮辱者。陀思妥也夫斯基在许多作品中都植入了这一主题，而除了在作品中展现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对其的理解与同情外，更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此揭示出病态社会和在病态社会中人性的堕落是造成这一悲惨的根本原因；

二是内在矛盾和精神分裂者，在这一主题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物身上对其反对思想进行了极致的推演，最终揭示出缺失道德的变革思想终将导致人的精神分裂和社会的道德崩溃；

三是人性的复归，揭示出人在社会巨变中历经生活磨难和精神分裂后，终将在接受信仰中重新回归内心平衡和社会和谐。

19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让他声名鹊起。在这部被赫尔岑评为“俄国文学中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品最重要的范例”的作品中，作家将目光投向社会最悲怜、困苦的角落，聚焦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在呈现社会堕落和残酷的同时，也展现出对抗不公命运的“人”的光辉。

正因为双脚切实踏在土壤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苦难才有更真切的感受和更具创造性的洞察。而他就在此基础上，透过与他人思想的碰撞和作品中极致矛盾的推演，逐渐廓清并阐释出自己的思想主张。

此后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社会主义小组被认为反对沙皇统治而流放西伯利亚。在结束了西伯利亚十年的流亡生涯后，返回莫斯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接受19世纪60年代越居俄国社会主流的西欧派思想（分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宣扬的俄国思想融合费尔巴哈的无神论、19世纪法国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以及边沁的英国功利主义等）。基于对上述思想的极致推演以廓清其毁灭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一部又一部作品，阐明自己区别于上述理论的思想主张，由此一砖一瓦构筑起他的思想之殿，也一点一滴积累起他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之称。

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录了自己的苦役经历，向世人展示了苦役犯可怕的处境和苦涩的精神状态。但正是与底层人民在不幸中的融合，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意识到，即使在最凶残的农民罪犯的心中也深深植根着传统基督教信仰。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开始向斯拉夫派倾斜，他的“救世信念”也在更世俗的层面上“重生”——从“带有基督教社会主义倾向的博爱激进主义者”转向了“坚信俄国人民是代表空想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唯一民族的倾斯拉夫主义者”。

186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中断言，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自由意志这样的能力，因为人们认为是自发的一切行为实际上只是“自然法则”的结果。这种观点实际上否认了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地下室手记》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地下人”将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的“自然法则决定论”推演到极致。文中的一段，地下人想象自己原谅扇过自己耳光的人，但他越是这样想，这种意图就变得越不可能。“最后，我很可能永远用不上自己的大度了——既不能原谅，因为攻击者可能是出于自然法则而打我，但我们无法原谅自然法则；也不能遗忘，因为即便那是自然法则也同样侮辱人”。

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恶行也是“自然法则”的结果，因此人们无法谴责作恶的人，但又无可避免要受到情绪、自尊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高超的反讽手法，描写出当“地下人”接受了“法则”的知识，而又无法忽视自身道德—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时，最终陷入强烈矛盾与冲突的绝望处境，导向以恶报复恶的结局。而这种结局对人类而言，无遗是毁灭性的。

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对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驳斥，又创作了《罪与罚》和《群魔》。前者讲述了受到功利虚无主义影响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了实现所谓的伟大目标而杀害一位卑鄙放贷婆及其无辜妹妹后，陷入无尽内心矛盾和自我怀疑的故事；后者以涅恰耶夫杀害同小组青年大学生的事件为原型，展现了功利主义者为了实现所谓的社会目标而不择手段的极端面目。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透过拉斯科尔尼夫斯基之口，按功利主义思想推导出的《犯罪论》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第一种人保存这世界，繁殖着人民；第二种人便推动这世界，使它向它的目标而去”。这里的第一种人即普罗大众，他们恭顺地接受现有秩序的一切；第二种人即少数精英（如牛顿、开普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他们“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而千方百计地破坏现状”。如果从这些“非凡”之人试图取代的老的道德准则来看，他们无一例外地犯了罪，但这些人的终极目标是改善人的命运，他们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而打破传统，从长期来看，他们是施惠者而非破坏者。

上述理论乍看之下很有道理，但按照上述理论继续推导，其结论却是十分可怕的。它意味着社会精英可以为了更高的社会之善而犯罪，甚至相信自己拥有杀人的道德权利。在现实中，这种思想早已导致了一个又一个“涅恰耶夫事件”发生。陀思妥也夫斯基在《罪与罚》中，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代表无条件自我牺牲的基督教圣爱伦理化身的索尼娅的感召下，以赎罪者姿态跪在干草市场忏悔的场景，呼吁回归对基督的信仰才是摆脱理性功利虚无主义及其可怕悲剧最终归宿。

到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激进派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的俄国农民生活植根于东正教信仰中的道德—社会价值，但仍然无法跨越“博爱的上帝怎么可能创造了一个存在恶的世界？”这一问题，因而继续坚持无神论主张。为了驳斥这种思想，也为了引导新一代青年寻求更好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已步入生命黄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对理性与基督信仰之间冲突的思考汇集在了他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用神义论主题来应对这一问题。故事中，他一边通过伊万·卡拉马佐夫对上帝所谓的善进行了猛烈抨击，一边又试图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和佐西马神父的布道对此做出反对。伊万的诗剧和佐西马的手稿，达到了理性和信仰冲突的极致，而这一冲突的调和落在了故事主人公阿廖沙身上。阿廖沙曾在伊万的论述中迷失，又在与格鲁莘卡的相遇中领悟到爱的信仰而重振精神。在阿廖沙身上，信仰最终得胜。而此处阿廖沙的信仰，实际上超越了宗教意义，是对道德、爱和自我超越的信仰。从这个意义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主题不再囿于“有神”与“无神”之争，而是挣脱了宗教，展现出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

……

通过一部又一部作品对主题深刻的演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传达了他对于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放在其得以诞生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只是充分理解的第一步。意识之争终会化作历史的尘埃，而高超的艺术手法、宏大的思想愿景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超越时间永葆生命的原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思想化作了个性的一部分，主导着人物行动和故事情节发展，这正是这些作品既有丰富的想象，又有深刻现实性的原因，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作为意识形态小说家为后辈称赞的天才之处。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意是希望人们重新接受东正教基督信仰以及斯拉夫主意思想来重振俄国社会，但其思想在时间的发酵中，生长出了新的时代价值，已然上升到了现世人类命运和终极宇宙关怀的高度。

02 伟大思想蓬勃的生命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和他的时代》写道：“‘地下人’一词已经成为当代文化词汇的组成部分，和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唐·璜和浮士德一样，这个人物现在已经跻身伟大的原创文学形象行列。本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发展——尼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危机神学和存在主义——都宣称地下人是自己的，或者通过热情的诠释者与他建立联系；当地下人没有被称作预言式的期待时，他曾被认为展现了可怕而令人反感的警告。就这样，地下人走进了现代文化的脉络，他的进入方式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西伯利亚时代的第一部伟大创作的哲学暗示性和催眠力量。”

在那个鼓吹狂热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如同悬崖边勒住野马的缰绳，努力将快要跨入极端的人类命运拉回正轨。而在后来的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成了一颗拥有强大生命力的种子，后来的思考者在他的基础上，结出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果实。

高呼“上帝已死”的尼采与坚定东正教信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似南辕北辙，而实际上，尼采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

在1887年2⽉22⽇已至晚年的尼采写给欧佛贝克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星期前，我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都不知道……不料有⼀天我在⼀家书店看到了他的法译本名著《地下室⼿记》。这对我来说真是⼀种意外的发现，就如同我21岁时发现叔本华，35岁时发现司汤达⼀样。”而在次年11⽉20⽇给勃兰兑斯的信中，尼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说道：“由于我从他那⾥获得了最有价值的⼼理学资料，所以我才如此尊重他，崇拜他。我现在有⼀种想法，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跟我的思想底流相反，我都会产⽣⼀股不可思议的⼒量来对他表⽰感谢。换句话说，我今天敬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如我对帕斯卡尔的敬爱。我所以要这样强调，是因为帕斯卡尔会曾给我⽆限的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唯⼀给我⾼深基督信仰理论的⼈。”

可见，智者间的交流早已超越了观点相左而致的障碍，上升到了思维方式的碰撞与融合的境界。而相对于尼采作为观点对立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展现出的心理学资料的欣赏，弗洛伊德则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纳入了自己精神分析理论的案例。

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人是一个奥秘，我要解开这个谜，如果为此你花费很多时间，你不要说损失了时间，我要揭开这个奥秘，因为我想做一个人”。虽然很多人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冠以“心理学家”的称谓，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却对此进行了否认：“人们称我是心理学家，这是不对的，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

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产生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早已用具体情节呈现出诸如“文饰对缓解心理矛盾的重要作用”、“心理防御形式中的投射机制”，“梦对潜意识的反映”等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奥秘的探索结果，散落在了高略德金、拉斯科尔尼夫斯基的双重人格中，弥漫在了赌徒的无限忏悔又故技重施里，融入了地下人的讽刺命运中……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剖析和精准把握已然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显著特点之一，而至今学术上也仍有很多人以精神分析的观点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奠基者，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乃至他本人也展现出巨大的兴趣，弗洛伊德写了两本关于作家和艺术家的书，一本是关于达·芬奇的，而另一本就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弗洛伊德在自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杀父者中，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患的癫痫、其作品中展现的杀父情节和他对沙皇和上帝的崇敬联系起来，他断言“陀氏的病不是癫痫，而是一种歇斯底里症。这个病既决定陀氏本人的内心痛苦，也决定他笔下所有人物的内心痛苦”，由此弗洛伊德也提出“真正能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秘密的只可能是医生，而不可能是艺术家”。

如果说以上两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受启发者，那加缪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传人。

曾被称为存在主义大师的加缪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存在主义者。被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标作品的《地下室手记》，其中的反英雄、反理性内容直接影响了加缪创作的《堕落》；而后期加缪还将他偏爱的《群魔》赋予新的意义改编成剧作搬上舞台，以此显示新的虚无主义，表现反抗精神和虚无主义的冲突。

加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创作和思想上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都极具哲学意义，在表达上都将自己的思想化为了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和故事的情节，在思想观点上都反对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强调信仰在实现人生价值中的作用。不过二人对信仰的看法却大相径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口中的信仰是对神的信仰，他呼吁俄国人民回归东正教信仰，在基督的道德训诫中摆脱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带来的道德危机和个人内心分裂，最终回归和谐；而加缪则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在荒诞哲学中，加缪认为对神的信仰实际是哲学上的自杀，有神论者并非正视荒诞，而是以虚妄神秘的天国作为逃避荒诞的乐园，因此加缪的信仰是对生活本身的信仰，是人能够发挥主观意志对荒诞进行反抗的信仰。虽然细看加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或多或少，加缪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脚印上，继续迈步向前的。

……

就如同包罗万象的《红楼梦》所衍生出来的“红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俨然也衍生出了一门“陀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一个多面体，从任何一面望去都是一个大观世界，具有强大的包容力，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都可以在陀学这座大厦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创造这样一个蔚为大观的世界，则源自于他对人的深刻认识。而这，与作家个人的生活和感知深切相关。

03伟大的作家

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思想及其影响固然伟大，但不得不承认，在阅读过程中常常有一种疏离感。相对于其备受推崇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更打动我的作品其实是《人不单靠面包活着》、《死屋手记》和《赌徒》。它们打动我的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初衷相吻合，在于完整的展现复杂而又鲜活的人，这些人不仅是书页中的角色，还有那个书页背后写下这些文字的伟大灵魂，他也同世间一切人一样，是个喜忧兼并、高贵与堕落共存的人。

从书信集《人不单靠面包活着》中，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并不显赫的出身，高开低走的文学初秀，九死一生的死屋经历，苦闷无依的异乡生活，坚持不懈的创作生涯，还有那伴随终生的疾病和贫困……

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设置了很多难于寻常人生的障碍，但他却以高昂的姿态去一一面对。

他在给哥哥的信中曾写到“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你就别说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历经死屋苦难也能重整旗鼓，备受疾病折磨依然笔耕不辍，自为生计心忧仍要接济他人……最终，他成功书写了一个个鲜活而内心复杂的角色。

《死屋手记》记录了复杂而矛盾的人的群像：

最艰难的环境往往最能凸显人的善与恶。在死屋之中，来自狱友的区别对待，犯人之间理所当然的偷窃和欺骗，监狱长官的残忍刑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尽了人的狡猾、冷酷、残忍、血腥、卑劣和苟且；而来自年轻狱友的尊敬，善良医生的好心收治，附近居民的善意施舍同时也让作家加倍感受到来自人的温暖与善良。监狱中展现的人的群像，将个体的复杂蔓延到人群之中，让人看到人与人之间，即可以如此的对立相残，又能够如此的温柔相亲。

有这样一段描写让人尤为印象深刻：平日里的囚犯，面不改色，甚至理所当然地在监狱中行窃、施展暴力，但在监狱里的节日演出中，囚犯们以最简陋的道具，演出了一场场精彩非凡的剧目。剧目是囚犯即兴创作的，幕布是用旧的包脚布、衬衣和纸零星拼凑而成的，灯光是切成几段的蜡烛，然而，囚犯们却极其严肃认真地对待，极尽所能地为了演出准备。演出的当日，整个监狱热闹非凡，台上的尽情地嬉笑怒骂展现自己的表演天赋，台下的尽情地开怀大笑对演出给予最真诚的欣赏。此时的人们，不再是囚犯或狱警，而是一个个坦率、真诚而可爱的孩子。

“想象一下吧，监狱、镣铐、奴役，前面是漫长的忧伤岁月，生活单调得就像暗淡秋日的雨滴，——突然，所有这些受迫害、被囚禁的人们获准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展现才华，娱乐一下，忘却噩梦，组织一场完整的演出，而且组织得多么好啊：使全城都为之骄傲和惊讶。”

人的可恶和可爱，生命的卑微和高傲，生活的坎坷和欢活，完全融入了这段在阴郁中透出光彩的情景中，在这群囚犯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展现的人，是一个个集自私、厚道、理想主义、耽于声色、虚荣、羞涩、无私、勇气、懒惰、紧张、固执、畏怯于一体的人，而在生活中，作家本人在让人们看到他勤奋、善良、进步、坚韧一面的同时，也从未掩饰自身的缺陷。

不同于注重在大众视野中塑造完美形象的许多公众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疾病、贫穷和对轮盘赌的沉迷赋予在笔下许多角色身上，《赌徒》一书就以其本人沉迷赌博的经历为原型而创作。书中生动写出了人被嗜好和物欲控制而难以自拔的内心状态：赢钱时的得意与满足，输钱时的悔恨与沮丧，进入下一轮赌局前的盲目侥幸，又一轮赌输后的心灰意懒，一次次期盼与失望交替后的彻底颓丧……人的自大、贪婪、倔强、懦弱、可恨又可悲的一面在赌博中一再被重复，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文学上的巨人也难逃被人性的弱点压制。

现在社会对人的评价似乎越来越片面。在社交媒体上，面对片面的信息，人们往往倾向于走向极好或极坏的两端，一个“好人”似乎不被允许拥有缺点，相反，一个过去犯过错的人似乎也不会变好。对人评价的片面化导致了公众人物倾向于在大众视野中塑造完美人设，这无异于让一个个现实中活色生香的人变成了劣质小说里描写的呆板无趣的角色。对此，我想引用毛姆的观点，“我不认为那些说名人的缺陷应当被忽略不计的人是对的；我觉得我们最好应该知道那些缺陷。这样一来，尽管我们认识到我们也有和名人们同样明显的缺点，我们也能相信，这并不妨碍我们拥有和他们一样的优点。”

人本就是好坏兼并的个体，我们大可不必为人类的高尚而无限夸耀，也不必为人类的卑鄙而深恶痛绝。污点并不能掩盖光辉，陀思妥也夫斯基对自身弱点的展现，恰好向世人呈现出一个同世间所有人一样，有血有肉，不那么完美，但依然伟大的人。